“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。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，乃重修岳阳楼……”
重修岳阳楼的这一年是公元一千零四十五年。
岳阳楼地处江南水乡，洞庭之滨，3年前，滕子京还在西北的甘肃泾州当他的知州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那是个天高皇帝远，边关阻隔，动乱无常的荒凉之地。这年9月，西夏大举攻宋，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、知镇戎军曹英会合各路兵马迎击。宁夏定川寨一仗，直杀得昏天黑地，血肉横飞。可怜葛怀敏、曹英等16员战将人掀马翻，肝脑涂地，血洒沙场，三军伤亡惨重。
滕子京镇守城池，手中兵卒无几，“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”，又“会范仲淹引番汉兵来援。时天阴晦十余日，人情忧沮，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，又籍定川战殁者于佛寺祭酹之，厚抚其，使各得其所，于是边民稍安。”滕子京因守土有功，得以迁任庆州职。这是《宋史·滕宗谅传》，及《续资治通鉴·宋纪》上的记载。滕子京动用公款犒劳边关将士，祭奠英烈，抚恤遗属，应当说是于情于理的吧？这提着脑袋干的苦差，却给他落下了个“贪官”的罪名。事隔一年，便有郑戬、燕度等人弹劾滕子京滥用公款，“其间数万贯不明”。于是，“泾州过用公款案”闹得沸沸扬扬，轰动一时，囚系满狱，累连者众。幸得欧阳修、范仲淹从中解释，方未处刑，仅贬官凤翔府，继而贬至虢州，接着就有了“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”。
滕子京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来到巴陵岳阳的。
岳阳这地方山重水阔，文渊灵毓，怎么就成了贬官们的钟爱之地？上自屈原数起，涉足岳阳的各朝名家大都是仕途坎坷，累有贬迹。无论去国怀乡，忧馋畏讥也好；心旷神怡，宠辱皆忘也好，只要贬官们踏上岳阳这块土地，总是文思泉涌，佳作叠出。
是洞庭山水抚慰了落魄的人生，还是人生的苦难打磨了岳阳的灵魂？这一拨拨朝廷的弃儿，将一挂热泪抛洒在岳阳楼头的时候，巴陵的山捧着它，洞庭的波含着它，分明就铸成了岳阳城头一块块苦涩的砖石，从屈夫子一直垒砌到今天。
那么，滕子京为岳阳留下了什么呢？
他留下了一座岳阳楼。
那古楼上写着“不以物喜”。他是不以物喜。他在岳阳的3年，做了些什么呢？承前制，重修岳阳楼；崇教化，兴建岳州学宫；治水患，拟筑偃虹堤。三年治政，成就三件大事，此君足矣！同朝史学家司马光赞其在岳州“治为天下第一”。滕子京是完全有资本以物喜的，他却不能喜，“负大才，为众所嫉”，他如何喜得！
古楼上还写着“不以己悲”。他又何尝以己悲之？一个负罪的贬官，仕途的失意，人生的坎坷，要消沉当可消沉，论哀怨亦可悲之，而这位滕公却“居庙堂之高，则忧其民；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”，他是不喜不悲，不艾不怨，上任一年便“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”，于治政是如此的投入，于黎民是如此的体恤！此种襟怀，问谁领会得来！当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，滕子京也只是“痛饮一场，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”，可见其忍辱负重仍然勤于政绩的惨淡心境。男儿有泪不轻弹哪，这“凭栏大恸十数声”是何等的悲怆，何等的壮烈！
岳阳楼是重新耸立起来了。设若没有滕子京重修岳阳楼，何来此大观？没有滕子京修书求记范仲淹，又何来“先忧后乐”的《岳阳楼记》传诸后世？范仲淹是“先忧后乐”精神的宣扬者，滕子京何以不是这精神的践行者？
滕子京谪守岳州3年，于庆历七年初调任苏州，离开岳阳3个多月之后不幸病逝于苏州任所，时年56岁。《宋史》对他有这样的评价：“宗谅尚气，倜傥自任，好施与，及卒，无余财。”
无余财呀！这便是一个受诬贬官的悲剧结局。更为可悲的是，当年弹劾滕子京的那个燕度，受命“勘鞠”此案，他的调查结果却是“滕子京所用钱数分明，并无侵欺入己”。内查外调，竟是儿戏一场，可怜滕子京们已是遍体鳞伤，欲哭无泪，小人却在一旁暗自窃笑。
滕子京的悲剧已经过去了近千年，办大事大错，办小事小错，不办事不错。不做事的整做事的，做实事者反遭诬，古今同理；“负大才，为众所嫉”还很盛行，我们能够指望新的悲剧不会发生吗？范相滕公今安在？于是，让我想起了刻在岳阳楼上的那半副楹联：“范秀才，亦多事，数十年光景，甚么先甚么后，万家忧乐独关心！”
